2014/8/18补白：

从燕京学堂的讨论到钱学森之问，这是一个很好并且互有联系的问题，是对我们这几十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教育工作的探讨。我相信它会引起很多人从不同侧面的思考、探讨与回应。因为它是从具体问题出发的，可以讨论这几十年我们教育事业在数量上取得很大发展的时候，思考如何提升它在质上谋求飞跃。究竟如何看待我们的高等教育，如何看待高考制度，如何看待我们的中等教育，如何看待教育的商业化，它对教学公平公正的冲击和影响。如何看待台湾在义务教育从九年制向十二年制跨越。回眸一下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的状况。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它的公平公正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不仅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有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能不能培养世界第一流的人才，我们审视过去，除了腐败现象，我们不是为了追究任何人的个人责任，而是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年青一代能更好地成长，为既有聪明才能，又活泼健康体格强壮的一代，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富强，为了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中华民族能否长久自立于世界之林，它还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科学发展的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它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它有能力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今年五月四日，习近平同志在考察北京大学时强调，“党中央作出了建设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前进。”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呢？说到底还是为了培养我国自己的世界第一流的各方面的人才。

记得四年以前，2010年的五四青年节，那时的温总理也去了北京大学，他说这是第三次去北大了，可见那时的中央也是非常关心北京大学发展和全国高等教育的。温总理与北大的同学举行了座谈会，一位化学系的同学向温总理提了一个问题，他说：“钱老先生也多次向总理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当代中国培养不出大师？我想请问总理，你认为高校应该在教育改革中起什么作用，用什么样的实践来真正地推进我们国家队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和科学发展？”这里学生问的是现在的大学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也就是为什么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创新型人才，我们的教育事业如何改革才能适应社会需要和回答钱学森老先生提出的问题。钱学森先生提问是在2008年的8月2日，温总理探访钱老时他提出的。他当面向温总理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学校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学艺术，学文科的要学一点自然科学。在相关的报道中，温家宝对此不仅深表赞同，而且在学校座谈会等多个场合多次介绍钱老的意见，使这一观点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在北大校庆一百一十周年时，同学再次向温总理提出这个问题，温总理回答说：“这句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也是很大的鞭策。我知道，他说的是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像他、华罗庚、李四光这样的人才。（按：这几位都是在旧中国成长的知识分子典型，这样的人才我们还可以举出不少。）他讲的两点意见，可能会对同学有用。第一，要让学生去想、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这就是创新。如果总是循着别人的路走，没有创新的话，不会成为杰出的人才。第二，提倡学文科的要懂一点理工，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史知识。他就举自己的例子，他说：‘你不知道我的油画画得好，年轻时的画流传在境外，还没有找回来。他在国家授予他国家功勋科学家大会上讲话中说，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蒋英，她的音乐给我很多启迪，给我很多思考的空间。’”这样温总理把学生的提问，原封不动地退回给同学了。恐怕这不是同学提问时所需要的答案，也不是钱老所希望的对这二条意见的阐释和答复吧。他对总理讲这二条意见，是对我们教育领导部门的工作提意见，不是对学生学习缺乏创新精神提意见。

那么钱老在提这二条意见之前，他自己是怎么思考这二个问题的呢？在1983年时，钱老有过两篇文章，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关于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另一篇题为《科技情报工作的科学技术》。前一篇文章是对我们恢复高考以后高等教育及整个教育制度提意见，后一篇文章是从科技情报的视角讲，如何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问题。这二篇文章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为我们国家培养世界第一流科技人才。温总理说钱老讲的杰出人才，就是像他那样的曾为我国攀登世界高峰作出重大贡献的科技人才。钱老的这两篇文章不难找，就收在钱学森主编的那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思维科学》的论文集中，它出版于1986年。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是对我们的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出意见。钱学森写的第一篇文章，他是作了调查研究才写的，他说：

“我也曾到一所重点高等院校去听课，听了两节内容相关联的教学课，我听了之后，感到教师讲的太繁琐，连习题也在课堂上讲，有的学生连笔记都不记！课后我找两位教师说，我说两节课改成一节课就行了，留下习题让学生自己思考去做，教学效果会好些，而上课时间不减少了。我说，这不是很好吗？两位教师说，他们同意我的意见，但不能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法去办，因为那样办，有些学生不习惯，是灌惯了改不过来了，就会向教师提批评意见，‘条子’多了，教务部门不察，就会影响教师评职称，提级别！这是落后阻碍了前进，不准前进！”

这里他一是批评我们长期以来填鸭式灌输式的课堂教学方法，这不能怪学生，二是批评我们恢复教师职称制度以后，在如何评职称、提级别的方法上有问题，过分强化了职称的高低，实际上借助行政上的等级制度强化了大学教师之间的等级关系。他认为这是落后阻挡了前进。其实当年李大钊不过是一个讲师，陈独秀、胡适他们也没有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那样一级一级地爬上去的啊！论资排辈在中国历史上吏部提拔官僚时，有一个简便的办法叫停年格，那个以年资来论人才，决不是提拔优秀人才的办法，在真理面前，是不讲等级的，弟子不必不如师。钱老这一番话，是在批评我们教育工作部门的领导，拿过去封建官僚系统管理行政官僚的办法来管理和选拔人才了，把对学校的管理也官僚主义的行政化了。这是给我们行政管理部门出了难题，他们真有识别人才的能力吗？当然，做官、当老爷、讲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我不知道温总理注意到这一点没有。孔子在《论语》中讲了“君子博学于文”，这个文便是文献资料，博学也就是广泛地阅读文献资料，才能知道钱老的问题是对什么而言的。钱老在这篇文章还说了这么一段话：

“教育科学中最难的问题，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即人的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智力是怎样获得的，有什么规律。解决了这个核心问题，教育科学的其他学问和教育工作的其他部门都有了基础，有了依据。”

为此，他研究人的思维过程的规律，这本书的题目就是《关于思维科学》，这应该是教育领导部门最关心的问题。孔子在《论语》中便讲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的意思是学习而不用脑子思考，那么会迷惘；思考而不学习，那就有危险，胡思乱想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学，是指“博学于文”，要广泛阅读已有的文献资料。思是怎么理解呢？孔子也在《论语》中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是说不刺激一下，不能引导你去思考，不疑虑便不可能有所发现，不能举一而反三，那我也就不再给他说了。换一句话说，便是孺子不可教也。钱老提出“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那是刺激我们领导一下。总理说：“这句话对我们是很大的刺痛。”那么为什么对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没有提出相应的疑虑和问题呢？那怎么能因此而举一反三呢？也就是还没有开动脑子去思考我们教育工作中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恐怕大家连钱老过去写的文章也没有好好去看吧。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好好去研究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吧。这也是习近平同志这次去北大讲话时提出的“我们更要遵循教育规律”，这是有客观针对性的，那么这个教育规律究竟是什么呀？我们大学的领导、教育部门的领导能说清楚或者想清楚了吗？恐怕是一个问题。钱老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要求，他说：

“我们能总结出一套知道教育工作的基础理论，从而大大改进我们的教育工作，培养出工作能力和创造能力很强的一代新人，由他们来担当世界范围‘知识战’、‘智力战’的主力部队吗？我认为一定可以。理由是：如前面章节中讲的，人的才能主要靠后天培养而不是什么先天就有的天才，既然古今中外都有一批才能卓越的人才，他们也是他们所经历的学习环境所教育出来的，只要掌握了他们之所以才能出众的规律，有几个就能有一批，有一批就能有一大批，一直成千上万！这是过去历史所提供的论据。关键在于掌握教育科学基础的理论，把个别推广到一般。”

钱老的这一番话，还是很中肯的，总结已有的经验嘛，如钱老这样的杰出人才，是怎样成长的，那也应该有经验可以总结吧。关于钱老自己，他是这样说的：

“从我个人的实践来说，对此我也是乐观的，因为我之所以有今天，当然是由于党和人民的培养，但这与我在旧中国二十四年所受的教育，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高中，到大学，也有很大关系。”

“二十年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有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我就是在那里度过了六年，这就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当时这个学校的特点是考试制度，或说学生对考试形成的风气，学生临考是不作准备的，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记忆。考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七十多分，优秀学生八十多分。就是说对这样的学生，不论什么时候考，怎么考都能得七、八十分。这个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很深刻和现代化。”

这一大段话告诉我们，教学的要领在理解和掌握它的内涵，不在背诵和记忆，这不是说背诵与记忆不重要，这是为学的第一步，但学而不思则罔，思，便是要会分析，会批判，会提出问题，会有不同的视角，唯有那样才能创新。记得唐代刘知几曾提出，才、学、识三者的关系，学需要背诵和记忆，是知识的积叠；识，是指识别问题，就要有分析、批判地对待过去的积叠；才指的是具体工作和创新的能力。这三者密不可分，而才是第一位，也就是工作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第一位的，它又必须以学和识为基础。而才这个东西，不是完全可以在书斋和课堂里能培养的，它要靠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培养，也可以靠科学实验，中学生要有实验课，文史这个东西可以从写论文开始，能分析和提出问题，写文章便有表达能力的培养问题。才这个问题，不仅有三大革命实践的能力，即生产劳动能力、科学实验的能力、社会生活的能力，还包括管理的能力，自我管理和社会管理能力的培养，表达能力的培养。中学时代的学生会选举和自管理，实际上是这方面能力的培养。如何把这些要求，有序地组织在青年的学校生活全过程当中，它既是教育工作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学校领导与教师需要认真考虑和精心统筹安排的问题。对人的教育，特别在青年时期，必须处理好才、学、识三方面的关系，它是培养创新型的第一流人才必不可少的条件呵！故不能让分数这根指挥棒通过考试来指挥我们的整个教育工作，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在当时有它的积极性，这一点我们应该充分肯定，许多青年正是因此而进入大学的殿堂。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高考制度实行了几十年，它在消极方面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了，对任何事物我们都要抱着分析的态度。现在高考的问题就出在高考分数这个指挥棒，指挥了我们全国的中等教育向灌输和背诵这个方向转了。到了高三，大家都日夜在为高考博取高分而拼搏，这已成为我们中学的常规了，但这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可怕的是大家却都熟视无睹。

这些年在中学教育也树了一个样板，这个样板就是河北省衡水市的衡水中学，这所中学在历年高考中，屡拔头筹。2012年高考这个中学被清华、北大二所大学录取了96名学生，占河北全省被两校录取名额的86%，有20名考生被香港名校录取。在2013年，这所中学本科一批上线率为86.9%，被清华、北大录取的有104名，考入港大和新加坡大学的有77名，此外还有21名被国外名校录取。所以他们办学的方式成为中学办学的典型和样板，长期以来，衡水中学的办学经验受到相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么这所学校的办学和管理是怎样一种模式，使它在历年高考中拔得全国头筹呢？这是一个寄宿制中学，实行军事化的封闭式管理，采取极其严格的班级管理和考核制度。为了争取高考的好成绩，在学校的每一名学生和任课老师、班主任、年级主任和校长，都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和学习压力，学生在校内的生活被限制在三点一线的环境中，这三点便是宿舍、餐厅、教师，他们每天从早晨五点半起床到晚上十点十分上床睡觉，都安排得非常紧张，时间安排以分钟计算，学生的成绩、德行、卫生都纳入量化管理，学生在教室发呆、吃零食要扣分，学生成绩不能退步，上课不能说话，不能笑，不能心情不好，坐在位置上，脚不能发抖，不能靠墙。整个教育过程是填鸭式的死记硬背，睡眠不足，是师生的普遍现象，师生的教学和生活，全部被高考成绩给绑架了。所以衡水中学成了应试教育成功的典型，它是全国所有中学中的超级中学，在学生家长看来进了衡水中学便成了进名牌大学的保险箱。当然，衡水中学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线，也有它发展的过程。衡水市是一个县级市，衡水中学是它下辖的一所中学，它的转折点是1992年李金池成为衡水中学的校长，他办学的目标是争取成为教育部提倡的国家级示范高中。1993年开始实行寄宿制，市里投资1200万，分三年到位，每年400万。1995年时，衡水中学的升学率在河北省排名第一，1996年成为衡水市教委直接管理，1997年单位成为正处级。由于它出色的升学率，成为各省市教育局发文学习它办学经验的典型。尽管学生累极了，会对学校表现出仇恨和仇视的眼色，但许多毕业生还是表示将来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高中集中营来。

如果把这所学校办学的模式，与钱学森讲的北京师大附中的生活和办学方针对比一下，谁是谁非的问题已很清楚了，用不到我来说了吧。这样一个典型样板的背后，反映了我们教育方针上的失误。中学时代是青年成长的时代，这一阶段，处理不好会影响他们一生的发展，会影响一代人的正常成长，以背诵和记忆为中心的结果，失去的是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对衡水中学的经验，我不是抱全盘否定的态度，它对学生接受纪律约束的训练是有益的，培养学生如何分秒必争，如何在竞争中提高自己的观念，在学习中他们的基础知识还是广博和牢固的，他们在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会是一个很听话、很守纪律的员工，但缺乏的是应变和创造性地独立工作的能力。当然，各人在新的环境和周围人的影响下，也会发生变化。总之，不能把事情说绝对了，任何绝对化的肯定和否定，都是形而上学。

2007年9月9日教师节时，温总理去北师大探望了那里的教师，我不知道总理有没有注意北师大的附中曾培养出如钱老那样的杰出人才，现在北师大附中是否还保留着二十年代那个好的传统，或者已经丢了，那么它又是怎么丢的呢？钱老在文章中还说：

“由于我有这样一个中学的基础，当我进了上海交通大学，第一年是学不到什么新鲜的东西，但这个大学与师大附中不同，考个八十多分不算好学生，得靠九十五分以上才行。所以我的功用在背诵上去了，以应付考试。”

“因此我在上海交大四年中，只有两个学年收益比较大。”

钱老还说：

“我讲了这样一大段自己在旧中国受教育的经历，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是两所学校全体学生的经历。这是为了说明实践证明能做到的事：六年小学和六年中学可以达到现在高等院校一年到一年半的学习水平。所以如果要培养在某一专业领域内能实干的人才，大学不要四年，有两年就可以了，这就是两年制大学专科。四年制大学可以是培养有开发科学技术能力的人才，达到的水平可相当于我国现在硕士。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吗？而这还没有用将来会总结出来教育科学基础理论，没有用至高明明的教育方案。所以我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