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古代原始的经济思想

在春秋与战国时期政商之间这条界线，还不是很清晰，如子贡、范蠡，都还横跨政商二界，商人的社会地位还比较高，如白圭，也是横跨政商以论其学，他既讲治国之道，也讲治生之理，他说：“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史记·货殖列传》）这是讲国家的治理，必须农商兼顾。“末病则财不出”，末是指商人，财富的结集还得靠商人。“农病则草不辟”，是指生产则靠农民的辛苦劳动。发展市场，繁荣商业，搞活经济，但不能侵害农民利益，如果放手让资本侵袭农业，进入乡村，土地得以买卖的话，其结果必然是贫富二极分化，如董仲舒所言“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书·食货志》）白圭与董仲舒的话还是有相当道理，城镇化和新农村的建设，还得农民说了算，切实维护农民在土地上的切身利益，而不是维护资本的需要。这些年，我们有那么多农民的上访，还不就是为了资本侵犯了农民耕种土地与居住的权利。让农民在城市上楼是有条件的，要稳定地解决好农民就业和收入，处理好他们的生计问题，才能使他们安心在城市住上楼房。否则的话住了楼房而丢了生计，农民还是要闹事的。上访还是最文明的办法，如果这一点也被堵死的话，农民也可能“亡逃山林，转为盗贼”的啊！许多社会治安问题，还得思考这些问题背后那些违法犯罪者正常生计的道路在哪儿啊！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的问题，还得有给出路的政策，才能治本，否则的话，只能是治标。

关于经商，白圭也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罚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经商也得讲谋略和勇敢，能取也要能予，才能做到能聚也能散，聚散二得其宜，既是能人，也是仁人，聚而不知散，最终还只是一个守财奴而已，不好的结局或及于其身，或及于其子孙。他还说：“欲长钱，取下谷（指谷贱时要收购）；长石斗，取上种（指增产要有良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史记·货殖列传》）一个好的商人自身是非常节俭的，我年轻时，听周予同老师讲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张元济老人，他用信封寄信时，总是用旧信封拆了，反过来再用一次，而对他的伙计也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则非常宽松，悉心与他们同甘共苦，惟其如此，才能同心同德干出一番事业来。西方的亚当斯密不仅在《国富论》讲了理性经济人极端利己主义的假设，还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在伦理学上他可是一个利他主义者，因为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只有通过利他，才能达到利己的目的，如果你手上的商品对他人无益，谁会与你交易呢？损人者最终的结果是伤害自己。这些话看起来似很平常，但亦还是商人日常经商必须注意的事项。从战国到秦出了一批有名的商人，若“猗顿用盬盐起”，这个猗顿，传说是鲁国的穷士，向陶朱公请教致富之法，之后用了十年时间，靠河东池盐起家，最终“赀拟王公”，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秦始皇为什么看重乌氏倮呢？因为马匹是秦始皇需要的。接下来是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司马迁为此感慨地说：“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他们在个人品德上总还有突出的表现吧。商人在谋利的过程中，还得行己有德，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才能事业有成，不仅仅是利益上的算计。

六、子钱家是中国古代的高利贷资本

与商业资本相伴的是高利贷资本，在战国时期的高利贷活动，最典型案例当为孟尝君在薛放债的事。薛，在今山东滕县南，战国时高利贷者称为“子钱家”或“称贷家”，借贷时以竹木制成券作为凭证，卷上书写借贷双方的姓名、贷款的数目及利息和日期，这个券一剖为二，债权人操右券，债务人操左券，契约式一式二份，各持一份，偿还及追讨利息时要合券。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齐湣王时封于薛，《史记·孟尝君列传》记其事云：

“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钱於薛。岁余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客奉将不给。孟尝君忧之，问左右：‘何人可使收债于薛者？’传舍长曰：‘代舍客冯公形容状貌甚辩，长者，无他伎能，宜可令收债。’孟尝君乃进冯驩而请之曰：‘宾客不知文不肖，幸临文者三千余人，邑入不足以奉宾客，故出息钱于薛。薛岁不入，民颇不与其息。今客食恐不给，原先生责之。’冯驩曰；‘诺。’辞行，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乃多酿酒，买肥牛，召诸取钱者，能与息者皆来，不能与息者亦来，皆持取钱之券书合之。齐为会，日杀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与息者，与为期；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曰：‘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今富给者以要期，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诸君强饮食。有君如此，岂可负哉！’坐者皆起，再拜。”

从这里可以知道，冯驩这次去薛，还收了十万利息，焚券的事，只是对贫而无法还本付息的坏账加以吊销而已，能付息者，则约定付息的日期。这是一项清理坏账的经常性事务，其他债务还是照旧要算账的。《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事后二人的对话：

“孟尝君闻冯驩烧券书，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尝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贷钱于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时与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请先生收责之。闻先生得钱，即以多具牛酒而烧券书，何？’冯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毕会，无以知其有余不足。有余者，为要期。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终无以偿，上则为君好利不爱士民，下则有离上抵负之名，非所以厉士民彰君声也。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君有何疑焉！’孟尝君乃拊手而谢之。”

这件事冯驩的做法是对的，既然已是无法收回的坏账，不如早日注销，这样反而可以收揽人心，这件事债务人与债权人双方都是受益的。司马迁在《史记·孟尝君列传》的结尾有一段评论，其云：

“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看来此事司马迁亲自作过社会调查，孟尝君好客，鸡鸣狗盗皆入其幕下，此事属实。一般讲，薛地处东西南北交通中心地带，自然成为商业资本活跃的地区，而商业资本的活跃，亦必然带动高利贷资本。孟尝君以封君为高利贷，借助于他的政治势力，而三千食客起的作用，其本质是把一批流氓无产者、城市贫民只能够桀骜不驯者招揽在自己周围。战国四公子都有这个特点，这样一些人物的聚集，其社会影响带有双重性，处理得好，它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它会成为黑恶势力，在社会上为非作歹，欺压百姓，那样的话，孟尝君这一类人物便成了他们的保护伞和后台了。这样的现象，我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也能多少见到其影子，特别在四川这些地区，历来是哥老会活动的传统地区，其社会影响迄今犹存。再者，银行正规的信贷事业，没有为农村需求服务，而农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又有信贷的需要，那样的话传统的钱会势必存在，那么民间变相的高利贷还是有活动的余地，故它会成为社会动荡、引起局部性“地震”的重要因素。从冯驩烧债券这件事，告诉我们，银行过一段时期清理坏账的事，还是有必要去做，这不是为了鼓励老赖，之所以赖账，要分析其各种具体原因，根据不同情况有区别地进行处理，我们总应该比冯驩做得更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