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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1931— ),历史学者。早年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曾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注译有《明词汇刊》、《吕氏春秋》、《唐六典》《春秋繁露》等古籍约五百多万字。

白居易及其诗歌创作(二) 朱永嘉

2022-01-04 11:19 阅读(?)评论(0)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二十八日,白居易拜左拾遗、翰林学士。唐在门下省设置补阙和拾遗,始于武则天垂拱元年,其品秩皆不高,补阙是从七品上,拾遗是从八品上,而其职责却相当重要。白居易在元和二年由盩厔县尉补集贤院校理,十一月五日,由集贤院召试,授翰林学士,次年四月拜左拾遗时仍兼翰林学士,他的地位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他在拜命之日,曾献疏言事。《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其言曰:

臣谨按《六典》,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 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 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下不忍负心,上不忍负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

白居易这段话叙述了朝廷设置拾遗这一官职的初衷,以及拾遗的职责所在,同时表达自己将如何履职。事实上,朝廷置拾遗之初衷与以后实际履职的情况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白居易在《初授拾遗献书》中,他受宠若惊的心态跃然纸上。其自称:

擢居近职,每宴饫无不先及,每庆赐无不先沾,中厩之马代其劳,内厨之膳给其食。朝惭夕惕,已逾半年,尘旷渐深,忧愧弥剧。未伸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

显示出他奋不顾身地要献身拾遗职责、报效朝廷的那种心情。在半年多时间内,他上了三十条奏状,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如《论和籴状》、《论于頔进歌人状》、《论裴均进奉银器状》、《奏阌乡禁囚状》、《论承璀职名状》、《论元稹第三状》、《请罢兵第二状》、《请罢兵第三状》,这些奏状,都未得到唐宪宗明确的指令,实际上在唐宪宗心目中,左拾遗实际上是一个虚职,不可能发挥什么实际作用。

作为翰林学士,白居易还起草过一些诏令,这属于公文书,从他的谢表中可以知道,有《三月三日谢恩赐曲江宴会状》、《九月九日谢恩赐宴曲江会状》,他能参加这些官场上的活动,在元和初年,宪宗还是比较看重他的文字工作,而不在于他作为左拾遗上的那些奏状。如他起草宰相及官员们的表状,如为《宰相谢官表》、《为宰相贺赦表》、《为宰相贺雨表》之类表文的起草。他在《与元九书》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叙述他那时的处境和心情: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

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

《贺雨》诗是讲元和三年冬天到次年暮春一直不雨,干旱成灾,皇帝下罪己诏,之后遇雨,灾情得到缓解,白居易遂作此诗,其诗云:

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

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

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

元年诛刘辟,一举靖巴邛。二年戮李锜,不战安江东。

顾惟眇眇德,遽有巍巍功。或者天降沴,无乃儆予躬。

上思答天戒,下思致时邕。莫如率其身,慈和与俭恭。

乃命罢进献,乃命赈饥穷。宥死降五刑,责己宽三农。

宫女出宣徽,厩马减飞龙。庶政靡不举,皆出自宸衷。

奔腾道路人,伛偻田野翁。欢呼相告报,感泣涕沾胸。

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

凝为油油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濛濛。

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

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皇天与后土,所感无不通。

冠珮何锵锵,将相及王公。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

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

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

这首《贺雨》反映了作者自己的政治观念,其中有他奏疏中提及的一些问题,他以《贺雨》作正面的表述,但这些政治主张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所以会“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被认为怎么能以皇帝罪己诏来开头呢?批评的正是当时朝廷中难以实施的内容。事实上诗中并无不当之处,无非是讲了一句“或者天降沴,无乃儆予躬”,也许达官贵人们认为这冒犯了皇上尊严,反映出他们的奴才心态。

白居易为什么在《与元九书》中言“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呢?因为孔戡是一个能直言的君子,《旧唐书》有孔戡传,其传云:

戡,巢父兄岑父之子。方严有家法,重然诺,尚忠义。卢从史镇泽潞,辟为书记。从史浸骄,与王承宗、田绪阴相连结,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每秉笔至不轨之言,极谏以为不可,从史怒戡,岁余,谢病归洛阳。李吉甫镇扬州,召为宾佐。从史知之,上疏论列,请行贬逐。宪宗不得已,授卫尉丞,分司洛阳。初,贞元中籓帅诬奏从事者,皆不验理,便行降黜。及戡诏下,给事中吕元膺执之,上令中使慰喻元膺,制书方下。戡不调而卒,赠驾部员外郎。

泽潞在今山东,卢从史是当地的军阀,王承宗、田绪是河朔地区的军阀割据势力,卢从史与他们相勾结,目的是对抗朝廷。孔戡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得罪了卢从史,李吉甫要用孔戡,卢从史怕他泄露自己的情况,所以要置孔戡于死地。而吕元膺反对任用孔戡,也是怕得罪卢从史。同时卢从史在朝廷中亦有内线,为其制造舆论。

当时地方藩镇奏黜自己属下的从事,皆不问是非,不加验证便加以废黜,唐宪宗下诏给他在洛阳换一份差事。给事中吕元膺执而不予下达,唐宪宗派宦官去说明情由,这才下达诏令,但孔戡未上任便病死了,这是白居易作《哭孔戡诗》的起因,哭其因忠心为国而死。那时朝廷也不敢得罪藩镇,怕引起战乱。今录白居易《哭孔戡诗》于下:

洛阳谁不死,戡死闻长安。我是知戡者,闻之涕泫然。

戡佐山东军,非义不可干。拂衣向西来,其道直如弦。

从事得如此,人人以为难。人言明明代,合置在朝端。

或望居谏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宪府,有邪戡必弹。

惜哉两不谐,没齿为闲官。竟不得一日,謇謇立君前。

形骸随众人,敛葬北邙山。平生刚肠内,直气归其间。

贤者为生民,生死悬在天。谓天不爱人,胡为生其贤。

谓天果爱民,胡为夺其年。茫茫元化中,谁执如此权。

这首诗是为孔戡鸣冤叫屈,为孔戡这样耿直之人短寿而死表示悲哀。卢从史在朝廷有王士真、刘济为其内线,同时与王承宗、田绪等外蕃相勾结,朝廷中主张委曲求全的人占多数,不敢公开讨伐地方的割据势力,自然会“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那些官僚都是两眼向上,迎合帝王心态,不是眼睛向下,根据实际情况来思考和处理问题,那当然容不得白居易表彰孔戡这样的人物。

 

  最后修改于 2022-01-04 11:26    阅读(?)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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