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篇短文，都是柳宗元在永贞事变被贬谪以后所作。箴，是规戒的意思。恐懼是每个人都会本能地产生的一种心理现象。在思想观念上由恐懼而产生慌乱、不知所措；在生理上也会产生发抖、双脚发软、甚至吓瘫于地那种表现。其题意是一个人如何面对大祸临头时出现心理恐懼的问题。其文首云：

“人不知惧，恶可有为。知之为美，莫若去之。”

其意为一个人如果不懂得恐懼是怎么回事，那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故懂得如何对待恐懼，那是为人不可或缺的美事。这样可以去掉许多无谓的恐懼心理。

继云：

“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祸至而惧，是诚不知。”

其意谓尔除非如童稚一般昏昏然，稀里糊涂地不加思考。一旦大祸临头，便惧恐不知该如何对待，这就是你根本不懂得恐懼是怎么回事，它何以来。

继云：

“君子之惧惧乎，未始几动乎微。事迁乎理，将言以思，将行以止。中决道符，乃顺而起。起而获祸，君子不耻。”

意谓仁人君子的恐懼是在什么时候，而且他们究竟惧怕什么啊，那是在事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因为任何危机起于事端还非常微小的时候，因此，在处理具体事件时，必须先使之顺乎道理。为了防微杜渐，说话之前先要认真思考。将要付之行动之时，先要停顿一下，认真揣摩事物的各种可能。如果你内心觉得自己的决断符合道理，也周密地考虑了各种可能，那就应该顺势而起。即使因此而受祸，君子不以为耻，也没有怨恨，因为错不在自己。

继云：

“非道之愆，非中之诡。惧而为惧，虽惧焉如，君子不惧，为惧之初”

如果不是我道理上有缺失，不是我心中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你可不能恐懼而无所作为。在那种情况下，即便害怕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人要无所畏惧。如果有所懼，那只能在事情初始之时，能谨慎于起初。故勇者不惧，但那也是有前提的。即孔子所言：“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知与仁是勇的前提，否则的话只是一介勇夫之勇。故《礼记•中庸》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忧箴》是关于忧虑的规诫。忧虑也是每个人都有的心理现象。忧虑不完全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现象，看你如何对待。如能正确对待，反而是避祸去害的一种心理反应。今录其文于下：

“忧可无乎，无谁以宁。子如不忧，忧日以生。忧不可常，常则谁怿。子常其忧，乃小人戚。”

意谓忧可以没有吗？无论是谁，如果他没有任何忧患意识的话，反而不得安宁。遇事你不去认真思考和忧虑，那么令你忧郁的问题，每天都会找上门来。但忧虑对于一个人来讲，也不能经常如此。如果你经常处于忧虑的状态，那么你生活中还有什么欢悦可言呢？如果你经常处于忧虑之中，反而会变成凄凄戚戚的小人。孔子便说过：“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作为君子的为人应有一种乐观主义的心态。

其文续云：

“敢问忧方，吾将告子，有闻不行，有过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烦，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诚恳，过又不及。”

意谓，请问对待忧虑正确的态度是什么？那么我告诉你，如果你听到正确的忠告，不去改正自己行为；有了过错，不去改正自己的过错；该讲的话，你不去讲；不该讲的你又啰嗦得没完没了；应该退让的时候你却要表现自己勇敢。由于这些不当的言行，最终势必给你带来忧虑和恐懼。应该是诚恳而又适中地去改正这些不当的言行，而且不能做过头，因为什么事做过头了与做不到是一回事。孔子便说过：“过犹不及。”

其文续云：

“忧之大方，唯是焉急。内不自得，甚泰为忧。省而不疚，虽死优游。所忧在道，不在乎祸。吉之先见，乃可无过。告子如斯，守之勿堕。”

什么是忧虑之大政方针？唯有急于对重大事情本身的是与非之判别。如果你内心分不清事情的是与非，看起来安泰反而值得你去忧虑。如果经过反省而对自己的判读没有任何内疚，那么即便死难，也能悠游自在。为人所忧的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自己的位置是否摆正，不在乎个人的祸害得失。如果能先见事件之机微，那反而是一种吉祥的征兆。唯其如此，才能没有过失。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道理，希望你能坚守勿堕。

柳宗元关于恐懼和忧虑的论述，如果联系柳宗元一辈子坎坷的生平来看，那就反映出他非常崇高的精神境界。从境界上讲，比起李后主的那许多词，要远远高出一筹。李后主是悲观主义、唯美主义。柳宗元尽管受到不公正的遭遇，他的作品还是积极向上。唐德宗去世以后，顺宗即位。王伾与王叔文，即二王，他们在柳宗元、刘禹锡等积极参与下改革德宗时的诸弊政。一、抑近倖，禁宫市及五坊小儿。宫市，即宫内宦官利用宫市的名义，肆无忌惮地任意掠夺百姓的财物。白居易之《新乐府》中，那首著名的《卖炭翁》便是控诉宫市中宦官的掠夺行为。韩愈的《宗顺实录》卷二称：

德宗“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耍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奏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

关于五坊小儿，韩愈在《顺宗实录》中称：

“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皆为暴横以取钱物。至其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有张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殴骂。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曰：‘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而去。”

这二件事，当然损害了宦官集团的既得利益。

二、恤妇女，罢选乳母。出后宫及教坊女妓还其亲戚，先后达数千人。

三、整理国家财政，罢盐铁使月进钱。先是盐铁使月进羡余。后来正常的国库收入反而因此大大减少。这实际上又是损害国库的收入，肥了宦官们的腰包。故而要罢盐铁使的月金钱，他们还停止各地进贡珍玩及时新物品，以减少地方的负担。

四、召回德宗时正直敢言而得罪的陆贽等人，启用杜右为宰相。

他们侵害了宦官的既得利益，尤其是想剥夺宦官手上的兵权，这就引发了宦官集团的代表人物俱文珍发动宫廷政变。俱文珍，本命刘贞亮。《新唐书•宦官•刘贞亮传》称其事云：

“会顺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 之王叔文，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然后下中书。然未得纵欲，（指上述这些政令不能得到贯彻。）遂夺神策兵以自强， 即用范希朝为京西北禁军都将，收宦者权。”于是刘贞亮与“中人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 玉、吕如全等同劝帝立广陵王为太子监国。”（这实际上是一场宫廷政变。广陵王，即后来之唐宪宗，时年二十八岁。）

这一场宫廷政变之后，二王八司马便被贬黜。二王，是指王伾与王叔文，八司马是指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司马是地方上的闲职。若柳宗元先贬为邵州刺史，再贬为永州司马。永州，在今湖南与广西相交之边界，首邑在零陵。当时为荒凉之地。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刘禹锡被贬到播州，即今贵州之遵义。柳宗元则被调到广西柳州，任刺史。这些地方在那时都是荒凉之地。柳宗元为此提出刘禹锡有老母在，愿意自己去任播州刺史，而让刘禹锡任柳州刺史。结果使刘禹锡改任连州刺史，连州在今广东之连山。

柳宗元写作《诫懼箴》与《忧箴》的时间，应在永贞政变被贬到永州任司马的时候。柳宗元遭际如此冤曲之后，从这二篇作品中，可见他并没有为永贞革新的所作所为有任何悔恨，也没有任何从个人得失上宣泄怨气。他们当然也经历过恐懼和忧愁的心理状态，由于扪心无愧而泰然处之，也就是“省而不疚，虽死优游”的境界。他所以写这二篇作品的目的，是阐述为人应有的品味。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这才是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也。

《新唐书•王叔文传》讲：“广陵王为太子，天下皆悦；叔文独有忧色，诵杜甫题诸葛亮诗以自况，因歔欷泣下。”至于王伾，更是“忧悸，行且慢，至夕大呼曰：‘吾疾作。’兴归第，贬开州司马，死其所。”这二个人在大祸临头时，恐懼和忧虑的心理状态却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柳宗元与刘禹锡则没有那种临难慌张的状态。史称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时，“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在《诫懼箴》与《忧箴》二文中，柳宗元主张一个人在临危时只要自己立得正，就应无所畏惧。“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在作事起始之前要有所畏惧，目的是使自己的行为能“中决道符,乃顺而起。起而获祸,君子不耻。”对于忧虑则要“所忧在道，不在乎祸。”这才是堂堂正正、大丈夫的气概。事情的成与败，有客观条件的影响。只要自己坐得正，立得正，不为个人得失去忧虑，而是“所忧在道，不在乎祸。”，那才是正人君子对忧虑所应抱持的正确态度。故在如何对待恐懼和忧虑的态度上，柳宗元要高于王伾与王叔文一头。

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一文中，有那么一段原话：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做人还是要如柳宗元、刘禹锡那样有君子之风度。建国以后难怪毛主席欣赏柳宗元的文章，喜欢刘禹锡的诗文，对人对事，以二王八司马为标准。其实二王八司马才是真正的改革家。他推荐郭沫若读柳宗元的《封建论》。晚年他一再读柳宗元的《天说》、刘禹锡的《天论》。他们可都是唯物主义者。

做人应该像柳宗元那样有气节，不能做那种口是心非，见利便背恩忘义的可耻之辈。官位与人品是不同的二回事。相较而言，我更看重的是人品，而不是为官的品级。对于这二类不同品级的人物，我都见过。历史自然会给他们定位的。官位虽高，如果人品低俗，最终只能是人们耻笑的对象。从人品上讲，毛主席所忧的始终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即使有个别失误，他始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我亲历的那么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无论其贡献和为人品格，无论党内党外，很少有什么人可以与他相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