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形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尚未得到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这里，提出个人的一些看法，请大家指正。

一

文学史告诉我们：文学的发展，总是从幼稚到成熟，从萌芽到繁荣；作家反应生活的能力，总是由弱到强，逐步提高。从个别作家来看是这样，从整个文学史来看也是如此。作为一种成熟的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它是从优秀的作品和作家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它的形成，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整个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段比较繁荣的时期，是标志着进步的创作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可以按文学史各段比较繁荣的时期来探讨现实主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那末，什么是现实主义呢？高尔基曾认为：“从既定的现实底总体中抽出它的基本意义，而且用形象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现实主义。”他又说：“现实主义的作家倾向于把具有一般意义的、他的时代底一切人们所持有的东西，综合、总括成唯一的、整个的东西。这个唯一的东西就是典型的东西，除开它的和谐、美丽——美学上的价值——以外，对于我们它还具有一种不可辩驳的历史文献的价值。”从这些话里，我们的得到了一个宝贵的启示：现实主义是表明作家在观察、研究分析现实的基础上，选择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本质的事物，按照生活的逻辑进行高度的概括。但，究竟如何透过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概括出生活的本质特征呢？关键在于典型化。典型化是以个性化、具体感性的形象来概括生活本质的方法；它包含着概括化和个性化两个原则；它反映了作家对生活的深刻观察、理解和表现的能力。不通过典型化，现实主义就无法反映生活本质。由此可说，现实主义不仅要求从生活出发，客观地、具体地表现生活中本质的、典型的事物。

不过，典型化运用于不同的体裁是各有特点的，因而现实主义运用在不同的体裁中也各有特点。小说、戏剧、叙事诗是有情节的；情节是性格的历史，是性格与性格、性格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因而在这些体裁中典型化的必然结果，就象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同时，由于现实主义在这些体裁中是通过典型性格来揭示生活的，因而也就必然要求描写的客观性：作者的“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但在不带情节的体裁中，如抒情诗，现实主义典型化的结果就不可能有这种“典型性格”的描写，而只能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受的表现——与人民感性相通的、反映了生活本质的、个性化了的感受。这种典型感受的表现，以吐露作者本人感情的方式为主，直接通过自己的爱憎感情去感化读者。因此，如果说在叙事性的、具有情节的体裁中作者的思想倾向应该是间接地、隐藏地表现出来，那末在抒情的、不具有情节的体裁中应该是直接地、公开地显示作者的思想倾向。要之，理解现实主义，应该联系到它在不同体裁中的特点。

基于这个看法，在探讨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时，应该注意两点：一，不能把现实主义和真实性混为一谈；二，既然在不同体裁中现实主义有不同的特点，那末就应该从不同体裁的发展过程中探讨它的形成。

二

既然不能把文学的真实性当作现实主义，也就不能把文学的起源当作显示主义的起源。因为典型化必须对生活的深刻的观察和表现为基础，现实主义只能当人类社会和文学发展到相当阶段才开始萌芽，并逐渐形成。

原始社会人们的认识和反应客观事物的能力是很低的，当时的文学创作是作为劳动的副产品而出现的，是一种自发性的创作，不可能具有典型化的创作能力。例如相传作于神农黄帝时代以前的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它无疑是在文字发明之后记录的，就其内容和形式看，较接近原始时代的猎歌，是当时人们劳动的副产品。如果从历史学角度看，它可以作为考察原始社会如何从创造工具到捕捉飞禽走兽的劳动过程的史料。从文学角度看，它可以作为文学起源于劳动的一个例证，从中可以粗略地窥见当时人们与大自然搏斗的顽强精神。但这首歌毕竟还仅仅是简单的事实记录，还不是以形象化（更谈不上典型化）的艺术手段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不但象《弹歌》这样的作品很难具有现实主义因素，即使产生于它稍晚的诗歌，如《吕氏春秋·音初篇》记载帝嚳时代有娥氏之女所唱的“燕燕于（注：应是“往”字）飞”，尧舜时代涂山氏之女（注：待禹于塗山之阳）所唱的“候人兮猗”(注：猗，语气词，与“兮”同。此处系二语词叠用，意谓：等候我的心上人啊！)，其形象描写也很简陋，也还谈不上现实主义。甚至《易经》所记载的奴隶社会的一些诗歌，如《困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在形象描写上虽有一定发展，但还不是现实主义创作。这样说，并没有贬低奴隶社会以前的文学成就及其历史意义——那些作品为较成熟的周代诗歌的出现打下了文学基础。要之，现实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文学史中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文学史的全部，因而不能相互替代。

从原始社会中始于劳动的口头创作的产生，到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这中间有一段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为社会的发展所制约的，也是为文学反应生活的表现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同时，又由于文学的各种体裁的产生、发展过程是不平衡的，因而现实主义在各种文学体裁中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例如在古希腊，史诗和戏剧成熟较早；在古代中国，则诗歌发展较早，小说和戏剧文学至唐宋以后才有显著成就。所以，中国文学史的现实主义首先产生于诗歌的领域内。

三

中国古代诗歌，从相传最古的《弹歌》、《候人歌》发展到《诗经》时代，约有一千年左右。《诗经》的出现，标志着诗歌作为劳动副产品的初级阶段发展到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和阶级矛盾的高级阶段。在三百余篇的优秀之作（一百六十篇《国风》和部分《小雅》）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无名诗人采用了朴素的艺术概括方法，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种典型特征。《七月》全面而又生动地揭示了当时人民的劳动生活；《伐檀》和《硕鼠》强烈地喊出了被压迫者的反抗之声；《谷风》和《氓》形象地描绘出被弃妇女的悲惨命运；……。在这些诗篇中，思想内容的深刻，艺术形式的完整，比兴手法的圆熟，都不是前阶段那些简陋的诗篇所能比拟的。而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诗篇，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无名诗人已经开始具有较深刻的生活观察力和艺术表现力，选择社会生活中的典型事物，并比较概括地表现出现实的矛盾特征。

如果把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划分为萌芽、形成、成熟三个阶段，那末可以说，从《诗经》时代起，已有现实主义的萌芽。这主要可从三方面来看：其一，此时文学创作已经属于自觉的社会意识活动，即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其二、三百另五篇仅是当时全部诗歌创作的极小部分，还有更多的民歌是落选的或失传的，这说明当时文学创作活动已相当频繁；这是从数量上说的。从质量上说，仅按这选载的三百另五篇，有半数以上可列为佳作。这一百多篇中，多数的不仅真实而形象地反映现实，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的本质特征和典型事物；这一点是衡量它们有无现实主义因素的主要标准。其三、此时已开始有朴素的文学理论，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又说：“不学诗，无以言。”虽然他的理论是从儒家的功利观点出发的，但能认识到诗歌的社会作用，总结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对推动和指导创作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

但如果因此而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在《诗经》时代已经形成，这是不客观的。因为，此时文学创作虽已成为一种自觉的社会意识的表现，但不等于已经自觉地掌握了典型化的创作规律。民歌的作者们往往直接描写出带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也能抓住现实中的本质特征。这些诗歌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又经过无数同情者或同命运者的集体加工和提炼，因而它们的典型性就更加深广。但，这只能是非自觉的或至多是半自觉的典型化。同时也由于这种直感式的真人真事的描写并不都带有典型性，它的局限性当然也是难免的。所以，如果认为现实主义在这时已经形成，与其说是想抬高《诗经》的艺术价值，倒不如说是忽略了现实主义的发展必须有一个过程。

在探讨诗歌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一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积极浪漫主义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不承认这点，就会导致腰斩从《诗经》到《汉乐府》这一条现实主义的发展线索。应该承认，在中国文学史上积极浪漫主义的形成比现实主义更早些，这明显地表现在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诗篇中。这一奇迹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由于浪漫主义始于古代神话，其历史最悠久。屈原不仅大量运用神话传说，并灌注以时代感情，赋予它们以新的艺术生命，把神话融化于诗歌中，合成为一个和谐而完美的艺术整体。其次，屈原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楚国的民歌形式和方言土语，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把古代诗歌创作推向更广阔的道路。再则，屈原所处的时代正是列国兼并日趋强烈的时代，历史的进程提出了统一的要求，这就促成这位政治家兼诗人以仁政实现统一中国和安靖整个社会局面的伟大理想。于是，积极浪漫主义便成为这个“健康的精神高涨时期所不可避免的和必然的东西”。在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这两个文学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屈原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一方面为积极浪漫主义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在现实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到了《汉乐府》时代，现实主义有了丰富而有力的发展。说《汉乐府》丰富了现实主义，是指在表现方法上，这时有了叙事、抒情、说理的诗篇，并且都很繁盛，其中以叙事诗的成就最突出。先秦的叙事诗并不发达，《诗经》中的佳作几乎全是抒情诗，《离骚》也不是叙事诗。然而《汉乐府》的叙事诗不但量多，而且质高。如《陌上桑》、《上山采蘼芜》、《东门行》、《孤儿行》、《妇病行》等诗篇中形象之謦笑频欬、喜怒哀乐俱形诸于诗行之间，且言尽而意无穷。说《汉乐府》有力地发展了现实主义，一方面指它更深广地反应了社会面貌，另一方面指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影响了中古诗史上第一个高潮——建安时代。

文学史上的创作繁荣时期往往呈现于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所谓建安时代，正是处于这样的背景。东汉末期是个大动乱的时代，农民起义的风暴直接冲击着东汉王朝的统治，随之便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由于时代环境的刺激，当时诗坛形成“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象。同时，由于阶级矛盾的加深引起了意识观念的变化，被尊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与礼教宗法发生了动摇。文学创作由于这种反礼教、反传统的思想倾向而获得自由发展。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建安时代作家辈出，优秀诗篇涌现，盛况空前，打破了汉代两百年来寂静的诗坛。其中最值得骄傲的，是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它的艺术价值不在于长篇巨制，而在于它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实不愧为我国古典叙事诗中的桂冠之作。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序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从这序来看，作者所依据的素材不过是一件平凡的家庭实事，然而这位无名氏作者从这平凡的实事中挖掘出它的婚姻悲剧的典型意义，总结出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一个极普遍的社会问题：千万个刘兰芝和焦仲卿所无法避免的婚姻悲剧，其社会根源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诗篇通过人物与现实的冲突显示出人物性格。刘兰芝的典型形象除了深刻细腻的心理描绘外，主要还是在她与封建礼教的执行者焦母、阿兄的矛盾冲突中逐渐形成的。这种把外在事物加以具体概括的典型化艺术方法，比起《诗经》中《氓》、《谷风》直接以弃妇的感受作为“代言”的叙述手法，显然有巨大的进步。这是艺术技巧的成熟，更说明作者成功地把握了艺术表现力与深刻观察力相统一的典型化艺术方法。

如果说，《孔雀东南飞》是以一对青年夫妇的婚姻悲剧揭露出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统治下的罪恶，那末，与此同时所出现的中国第一杰出女诗人蔡琰所写的两篇叙事的《悲愤诗》和一篇抒情诗《胡笳十八拍》，则从另一角度透过作者自己的刻骨悲惨遭遇描绘了汉末动乱时代的画卷。这两首足垂不朽的诗篇，所表现的作者本人形象是很完整的。但重要的并不在于作者的自我表现，而在于从自我感情流露中概括出当时的社会景象——“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选择了富于动乱时代的特征性的事件——“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从而反映出多少不幸妇女的惨痛遭遇。因而当诗人唱出了“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向苍天发出愤怒的诅咒时，诗人的形象的客观意义已跳出了个人悲欢离合的圈子，把现实主义的锋芒转向了兵荒马乱的悲剧时代，反映出人民流离失所的涂炭生活。

认为诗歌的现实主义形成于建安时代，这说法并不夸大，可从四方面来看：

其一，此时呈现了不少在诗史上出类拔碎的诗篇。尤其从《孔雀东单飞》等长篇的艺术成就看，现实主义典型化已为这个时代的诗人所掌握。

其二，建安的诗人大都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们经历了汉末动乱年代，环境促使他们不能不接触民间疾苦，从而提高了他们对现实的观察力。曹植“生于乱，长于军”，王粲“遭乱流寓”，应瑒“流离事故”，陈琳“述丧乱事多”；他们目睹“白骨纵横万里”的现实，都有深刻的生活体验。二是有意识地学习民歌，这是从曹氏父子所主持的邺下文学集团所表现的创作特色和进步性：“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曹植的这个文学观念，正可证明这种进步的倾向。他们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创作精神，并勇于采用民歌形式歌咏时事。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等诗篇，即以乐府民歌体述时事；曹植的《泰山良甫行》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和王粲的《七哀》，也是以民歌体写民间苦难和乱离景象；曹丕的《燕歌行》则在进一步学习民歌的基础上使七言诗别开生面。建安诗人虽有意识地摹仿乐府民歌，却不为民歌体所囿，变摹仿为独创，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所谓“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风骨”，正是这个时代精神和继承乐府民歌创作精神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建安时代的现实主义的具体表现，及其形成的要素之一。

其三，我国文学史上文学批评形成一股时代风尚，创自建安。曹丕的《典论论文》虽多论述不同文体的特点，但对于引导当时人们自觉运用不同文体进行创作却是有力的。他特别强调“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并以这个观点品评七子，是有助于当时文坛风格向健康的方向发展的。他还批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旧习，并引以民谚“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强调文学批评的重要性。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也强调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这种不耻下问的谦虚精神，也为当时文学批评树立了良好榜样。

其四，从诗史的发展过程看，说诗歌现实主义形成于建安，也并不算早。若往前看，现实主义萌芽于《诗经》时代，发展至建安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若往后看，中古诗史的第二个创作高潮——现实主义诗歌发展至更成熟阶段的唐代，它的出现如果没有较成熟的现实主义传统作为基础，那是不可想象的。在文学史上，创作高峰的出现不可能突然涌起，必定前有前奏，后有尾声。中国诗史上，创作最繁荣的三个时期：建安、唐代、宋代。如果说唐代（从天宝到元和）是诗史上的最高峰，那末建安诗歌可以说是响亮而有力的前奏曲，宋诗词则留下了美丽而带有余音的尾声。

当然，诗歌现实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建安、黄初以后，诗坛开始逐渐沉寂下来。正始时期，清谈之风大盛。左思以后，玄言诗流行天下。至晋宋之交，出现了陶渊明和鲍照，才稍改变了这种沉寂气氛。然而到了南朝宋、齐，却又形成了“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局面。其后到陈梁，充满“绮罗香泽之气，绸缪宛转之态”的宫体诗竟也猖獗一时，真可谓“建安风力尽矣”！所以，纵观自建安至唐代（一九六年至七四二年），这五百余年的基本情况是：高潮——低潮——更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