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写过一篇《朋友篇》，朋友是五伦之一，君子之间的朋友关系，是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非仅仅为利也。他认为那个时候真正的朋友不多了，其云：

天下无朋久矣，何也？举世皆嗜利，无嗜义者。嗜义则视死犹生，而况幼孤之托，身家之寄，其又何辞也？嗜利则虽生犹死，则凡攘臂而夺之食，下石以灭其口，皆其能事矣。今天下之所称友朋者，皆其生而犹死者也。此无他，嗜利者也，非嗜友朋也。今天下曷尝有嗜友朋之义哉！（《焚书》卷五）

当然，朋友之间也有利益关系，如果嗜利就是另一回事了。“幼孤之托，身家之寄”，以身相殉之人还是有的，春秋时晋国的晋献公托幼孤于荀息，《史记·晋世家》记载：

（晋献公）病甚，乃谓荀息曰：“吾以奚齐为后，年少，诸大臣不服，恐乱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献公曰：“何以为验？”对曰：“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惭，为之验。”于是遂属奚齐于荀息。

虽然荀息未能掌控晋献公死后的乱局，但荀息没有食言，以身为殉而死之。现在这样的君子很少了，反而是攘臂夺食，落井下石者多矣，何哉？嗜利者多。这大概也是市场经济的副作用吧，因为市场是靠利益驱动的啊！市场上讲信用，也是为了长远利益而已。

当然，对君子与小人的社会影响也要作具体分析，小人的问题大家还容易看得清楚，如果君子的问题造成祸害，有时反而甚于小人，为什么？因为君子自以为是，过于自信，一旦差失，则危害更大。次年李贽还写过一篇《党籍碑》，提出“君子之尤能误国”，故从危害性讲，“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李贽这个观念是从前人对王安石的评论引起的，其云：

“安石误国之罪，本不容诛；而安石无误国之心，天地可鉴。主意于误国而误国者，残贼之小人也，不待诛也。主意利国而误国者，执拗之君子也，尚可怜也。”卓吾曰：公但知小人之能误国，而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未之何矣。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犹是矣。故予每云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贪官之害但及于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儿孙。余每每细查之，百不失一也。

李贽这个话有一定道理，但也要具体分析。君子之失，往往在于自以为是，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争论。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都是君子，在变法的问题上，一左一右一中间，谁也容不得不同意见，结果是君子之间争论不休，而小人便容易从中得逞了，好经也会念歪的。贪官从个别讲是有害的，但只要放手让人揭发，也容易发现。如果贪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那样的害处同样很大，因为那种普遍性的社会风气会使政府机构处于解体状态，那距离这个王朝崩溃的时间就不远了。贪官要反，而且不是靠一两次大扫除便能终结的，只要有利益驱动，便有贪腐的温床，只能长时期的持久战，不断地端正社会风气，反腐倡廉没有终止的时间。需要注意的是，对小人对贪官也要多做一点转化的工作，要给出路，不要向死里整，还得相信人是可以改造和转变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如何做，不是只有严的一面，严与宽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要说严还没有超过朱元璋的，明初贪官要剥皮囊草，挂在县衙审判台前以儆效尤，县衙旁有一个皮场庙，是剥贪官皮的场所。朱元璋死了以后，贪腐又死灰复燃了，为什么？官场的名利诱惑还在嘛！对于君子，如何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同样也是一个持久长期的任务，为什么？形势在发展，不断有新的问题涌现，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变化，如何正确判断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的任务。我们的体制还是层级式的等级结构，官本位自然是官僚主义的温床，故反对主观主义，克服官僚主义，端正各级领导人员的思想政治路线，始终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而且在这个任务面前，任何人都不能躲避。每一次大的失误，都是在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在赞颂之声铺天盖地的时候，也是盲目自大骄傲情绪滋生的时候，因而这就是我们要警惕自己会不会犯错误的时候。

李贽关于君子与小人之间关系的文章，从侧面论述了其中的相互关系，他讲的虽然是数百年前的往事，到今天读来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不知道朋友和同志们对此有没有同感，尽管这是一些非常普通的道理，但常思常新啊！